顾炎武
1、 许多人都说顾炎武学宗程朱，如章学诚：“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全祖望：“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慈溪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于同时诸公”(《亭林先生神道表》)；江藩：“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汉学师承记》)；梁启超：“其学虽本于程、朱，而于末流之节，亦时加评■，盖于程朱之学，有所修正，祛其空谈性命之说，而参以深宁东发之旨，为考正名物之学，以归之于有用者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 顾炎武以敏锐的目光，通观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巨著中，对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作了详细而生动的记述。例如记晚明苏州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情形：
3、在明朝曾经当过国子监祭酒，明亡之后，养母遗嘱让他不事二姓，于是他终生都没有在清朝做官。他生性刚烈，康熙年间，有人推荐他修明史，他断然拒绝，而且还说：果真让我修明史，我要不然就学习介子推逃走，要不就是学习屈原去死。
4、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客居山西的顾炎武有心还乡，启程时却因年老体弱，摔下马背！临终的昏迷中，他回忆平生：南明灭亡时他面对绝食殉国的嗣母，发下“誓不仕清”的誓言；他因“反清复明”身陷文字狱，却因《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未成而不敢轻生；虽然自己坚持要做明朝遗民，却将唯一的弟子送进清朝“博学鸿儒科”的考场；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顾炎武向少年康熙解读生命叩问：“何谓亡国，何谓亡天下？”……
5、可是叶方恒不肯罢休，并派人追踪企图借机加害。为了避祸，顾炎武有家不能回，不得不东躲西藏。对这一段痛苦的经历，他在《流转》一诗中描写得很详细。“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每次出行都小心翼翼，乔装打扮、水陆变换，无奈仇人很执着，“畏途穷水陆，仇雠在门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认为这样与仇人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实在不值，便荫生了远走他乡、游历天下的想法：“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那么去哪儿呢？“浩然思中原”。只是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付诸行动，毕竟故土难离啊。
6、 晚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的首要课题是，如何使社会经济生活最大限度地摆脱专制主义的行政权力的干预，使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们最大限度地摆脱专制国家的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使私有财产得到保障，使人们得以在法律的保障下自由地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顾炎武深刻阐述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7、顾炎武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康熙二十一年，享年七十岁，
8、《顾炎武全集》是2012年2月14日第一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总共7300页，此书收录了顾炎武现存可证实的全部著述。样样精选顾炎武的底本，其中就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重要代表著作，但整理难度比较大，所以列为次要整理。
9、清廷定鼎之后，决定开馆修明史，任命湖北孝感人熊赐履为主管。熊赐履早就知道顾炎武的大名，于是修书一封恳请顾炎武前来修书。
10、 吾读《宋史忠义传》至于陈遘，史臣以其婴城死节，而经制钱一事为之减损其辞，但云天下至今有经总制钱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彦国，愚以为不然。《鹤林玉露》曰：‘宣和中，……命陈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初，诏罢之。军兴，议者请再施行，色目渐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其后叶正则作《外稿》，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然则宋之所以亡，自经总制钱，而此钱之兴，始于亨伯。”
11、太平堤首次入选“金陵四十八景”是隆庆五年(1572年)。这一年文征明的侄子文伯仁把“太平堤”列为金陵第十四景，并绘制成图编入《金陵十八景图》。后来，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本图册，欣然为每幅图题诗。“太平堤”的题诗为：“太平门外太平堤，烟柳双行叶已齐。蘸影后湖真恰当，碧莲上下总凄迷。”若干年之后，南京本土状元朱之蕃在绘编《金陵四十景》时，以“平堤湖水”代之，并把名次往前提了提，将它列为第十景。他的理由是：“洲上置库以贮图籍，禁不得游……惟长堤障水，一望荷芰灿烂，香风远来，夹堤高树，坐荫纵观，不能舍去”。
12、 语云：‘海者，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谨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窃谓洋税不开，则有此害。若洋税一开，除军械硫磺焰硝违禁之物，不许贩卖外，听闽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丝客，江西陶人，各趋之者，当莫可胜计，即可复万历初年二万余金之饷以饷兵。或云可至五六万，而即可省原额之兵饷以解部助边，一利也。沿海贫民，多资以为生计，不至饥寒困穷，聚而为盗，二利也。沿海将领等官，不得因缘为奸利，而接引、勾引之祸可杜，三利也。……此非臣一人之言，闽省之公言也。
13、 这些论点都颇有见地，正确地指出了顾炎武的学术倾向，特别是梁启超的评论，对顾炎武的学术旨趣讲得较为准确。但这些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即没有指出顾炎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对于相同之处，也没有解释其相同的原因。
14、1614年，清王朝建立，这时顾炎武2岁，注定要当一个明代的遗民。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被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所以也叫做顾亭林。
15、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清初三先生”或“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16、 批评陆王心学，顾炎武倾向程朱理学，依靠程朱理学。但程朱理学也非纯道。顾炎武的目标是辨明源流，“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以求恢复“六经”的本来面目。用孔子的六经而非后儒的六经作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如他讲的“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变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变齐变鲁》，《录》卷七)顾炎武的理想自然是“变鲁而至于道”了。但这并不是一下子能完成，需要经过“变齐变鲁”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没彻底否定程朱，而是给予他们以一定的历史地位。
17、顾炎武在乱世中，一直坚持读书写作，他作的《日知录》是一部“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炎武好读历史，读之求知之，每有所得，必记之于笔下。日积月累，《日知录》有三十二卷，条目有1019条，最长一篇计5000余字，短的仅有9字，生动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经济、学术思想，书中颇多警句，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法不应，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为贪，不可得也”。顾炎武提倡读史，以明道、救世为宗旨，他重视历史研究，敢于提出不少标新立异的观点，他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于天下之人”，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表达了“藏富于民”的进步观点。
18、顾炎武知道后，急忙要回书帖，而钱谦益不与，顾炎武只好“列谒通衢自白”。钱谦益知道顾炎武的这一举动之后，笑着说：“宁人之卞也(顾严武也太心急了)。”
19、(3)批判与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新活力；
20、 他认为中国社会是苦于经济的不发展：“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而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只能通过发展生产的途径。因此，他十分注重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把“生财之方”看作是与用人行政同等重要的立国之本。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吾未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21、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
22、 以清代明为例，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摧残，顾炎武目睹“汾州米价每石二两八钱，大同至五两外，人多相食”“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又耳闻“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说：
23、一次，顾炎武召集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书是用什么做的？”
24、 主张实行统一而稳定的货币政策，既反对“以年号铸之钱文”、币制屡变，又反对“各自行钱，不相流通”的地方保护主义
25、《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目下写道：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
26、 第保障私有财产，取消对民间工商业者实行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他认为，不仅当代之君不得侵犯和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即使是被前代之君所剥夺的私有财产，也得无条件地归还给人民：“《隋书·李德林传》：‘高祖以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八十区赐德林，车驾幸晋阳，店人上表，称地是民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命有司料还价直。’则是以当代之君而还前代所夺之地价，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后汉书》：‘谯元子瑛，奉家钱千万于公孙述，以赎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庆诣阙自陈，光武敕所在还元家钱。，则知人主以天下为心，固当如此。”他认为“以天下为心”，既不应是一句空洞无实的漂亮话，也不应当是把天下据为己有的代名词，而应落实到保障私有财产上。
27、 其次，顾炎武认为陆王心学实为禅学。他说宋自程氏之后，学道而入于禅者有三家：谢良佐、张九韶、陆九渊。“夫学程而涉于禅者，上蔡也，横浦则以禅而入于儒，象山是自立一说，以排千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术愈深，其言愈巧，无复象山崖异之迹，而示人以易信。”(《下学指南序》，《亭林文集》卷六)为了进一步说明心学的“禅学”实质，他把孔子学说与心学作了对比，他说圣人之道没有专用心于内的：“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易》、《礼》、《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内典》，《录》卷十八)他借黄震的话对专言于内的心学进行了批评：“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同上)他同意明人唐仁卿的观点，认为“古有学道，不闻学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心学》，《录》卷十八)说谢氏所讲的“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是“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同上)他引黄震的话对心学斥责道：“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同上)
28、这件事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还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29、(2)重视手工业、商业的作用，顺应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30、一个国家能够长盛不衰，仅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一种责任感。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到了明末清初，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希望汉室能够兴复，为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命运担忧。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
31、顾炎武提倡反清复明，在失败以后，顾炎武游历各个地方，并且潜心治学，是明末清初非常有名的学者、思想家。顾炎武被清朝学者称为开国儒师，他继承了反理学思潮，并且对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继承和发扬。顾炎武在文学道路上极具探索思想，开创了新一代学风，给清代学者带来了很大影响。顾炎武在明末时期，就开始对理学进行批判，顾炎武在批判中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32、 正如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其两重性，对此，顾炎武有很深刻的认识。《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论》，把明朝嘉靖前后看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详细记叙了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从明代开国到弘治年间，整个社会尚且笼罩在一片田园诗般的纱幕之中，“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到了正德末、嘉靖初，则出现了“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的情形；到了嘉靖末、隆庆间，已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覈”的状况；到了万历年间，“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这一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呈现出来，乃至出现了“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局面。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正是一幅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33、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官僚地主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叶方恒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
34、无论您在哪里，只要您姓“顾”，就请您先点上面蓝字顾氏总群，再点关注，即可每天免费阅读。
35、顾炎武还提到，明代有一位陆粲，曾作《担夫谣》，描写驿传兵卒服务于往来官员，不堪劳苦的情形：“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焉用官员如许多！”所谓“焉用官员如许多”，透露出民众对官吏过于冗多的怨愤。
36、这是明清之际爱国学者顾炎武的名言。意为保护一个国家系统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和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天下苍生的兴盛、灭亡，关乎所有人的利益，因此，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37、 二是专制统治者对某些经济部门商品贸易的垄断。顾炎武以食盐贸易为例，指出由国家垄断食盐贸易的主要弊端在于，它只有利于盐吏们大量侵吞国税，又阻碍了食盐的自由流通，造成了民生的困乏。他说：“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这一论述，与马克斯·韦伯所论说的儒家士大夫为维护其乱收费的特权而阻挠自由贸易的观点真可谓不谋而合。
38、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39、 第主张无地域限制的自由贸易，包括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顾炎武继承了晚明学者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并加以发挥。他主张自由贸易，不仅只是指食盐，而且包括粮食、棉麻、茶叶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其贸易是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在《钱粮论》中，顾炎武陈说了海禁政策的危害，指出“海舶既已撤矣，中国之银在民间者已日销日耗”这一事实，说明了海禁政策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引证傅元初的《请开洋禁疏》，将开放海禁有利国计民生的道理说得最为透彻：
40、 顾炎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一贯”就是指的“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在下之达道也。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矣。”(《忠恕》，《日知录》卷七)顾炎武不承认“一贯”有什么“上达”的抽象性，认为“一贯”是指一生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个行为准则就是“忠恕”。也就是说，“忠恕”是“一贯”的内涵。所以出现这种分歧，就在于顾炎武是个“下学”论者，而朱熹虽讲下学，但更是一个“上达”论者。
41、顾炎武捋着胡须笑了，说：“你们说的话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止这些。你们看，老百姓种田有各种经验，这不是口头上的书吗？大自然的沧海桑田不断变化，沉积了一层又一层，这不是大地上的书吗？大海潮生潮落，运转不停，但是谁也没穷尽它蕴涵的奥秘，这不是海水上的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