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简介
1、来到布拉格，怎能不细细寻访卡夫卡的踪迹？从诞生的故居，到安葬的墓地……
2、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他的作品中大多以荒诞的象征和表达手法为主，折射出一个个颇具艺术的世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卡夫卡精神世界的困惑，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折射。
3、最初那几年中，只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一天夜里我呜呜咽咽，吵着要喝水，当然并非真的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您声色俱厉，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您就将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当时要保持安静也许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可是我的心灵却因此带上创伤。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
4、卡夫卡所生活的奥匈帝国的前身为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地跨中欧、南欧、东欧和东南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1867年，奥地利帝国为防止匈牙利独立，签订《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改组为奥匈帝国，成为政合国。(卡夫卡简介)。
5、作为一个小公务员的卡夫卡。作为一个小公务员，每天在固定的地方，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烦琐的事务，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为卡夫卡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依着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原理，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人才能追求更高层面的东西，比如实现自我价值等等。如同一幢大楼，先要有坚固的基石，才能考虑建筑的美感和豪华的内部装饰。同理，没有“小公务员”这个生存的“基石”，卡夫卡一生在文学思想上的抱负都难以伸展。
6、叶廷芳:《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奥地利管理学教授彼得·德鲁克是这个观点的发现者和拥护者，但他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虽然卡夫卡是不是安全帽之父仍是个谜，但是卡夫卡在职期间确实为工人们做了不少事。他亲自去事发现场调查情况，竭尽全力为受工伤的工人争取保险金。他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伐木工人，卡夫卡在工业生产条件报告上画画，用图画说明是机器让工人受伤。
8、卡夫卡父亲开办的第一家服饰用品商店，同在Celetna大街上，占据着与广场面对的最佳位置。作为一名犹太商人，父亲的创业从这里开始。与商店旧址相近，有一家名为Goldhammer的饭店，卡夫卡父母的婚礼，在饭店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举行。
9、崇庆余、姜建国：《〈变形记〉——现实主义杰作》，徐州师院学报， 1989第3期
10、想要读懂《变形计》，先了解一点卡夫卡的经历，首先值得说明的是，卡夫卡不是靠写作谋生，在他死后，人们才了解他的价值，声名鹊起。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犹太商人，作为父亲，他是失败的，性情暴躁，对卡夫卡的成长粗暴的干涉，对儿子的写作爱好从不理解，更谈不上支持，使卡夫卡从小就笼罩在权威压力的氛围内。
11、他笔下的主人公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迷茫、孤独、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但仍在尽力寻回隐约感受到的尊严。
12、鼎卦(7月3日-7月9日)，同一卦的有拉·封丹、洛克菲勒、茅盾、东山魁夷等
13、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65MJuOdoBQ0VYxlyoZUQ提取码：i5yr书名：卡夫卡小说全集(全3卷)(卡夫卡简介)。
14、他边熬夜，边把养生挂在嘴边。他喜欢运动，经常组织朋友们徒步，是可以参加比赛的骑手、游泳选手和赛艇手。他也是什么流行，追什么。二十世纪初，一位叫穆勒的丹麦运动员、体操教师靠一本《我的体系》走红德国。这位健身大师红到成了体操的代名词。所以，卡夫卡在信中说“练穆勒”，也就是做体操。
15、他的作品一部分得以出版，并震惊世人，还有手稿被烧毁。代表作《判决》是他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花了八个小时通宵一口气写成的，他写得腿也僵了，背也疼了，心脏也隐隐作痛，但内心却处在极度的欢乐之中，他确定了文学就是他一生的挚爱。然而作为一个富有的商人之家的独生子，继承家业并不是他的理想，却是他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便造成了他与父亲之间的无法理解。
16、卡夫卡不敢当面与父亲说话，只能在信中说出心里话：
17、本套书选自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的校勘本《卡夫卡全集》，包括作者创作的(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个负有盛名的校勘本，是因为它忠实地根据卡夫卡的手稿，既保留了原作无规则的标点符号和异乎寻常的书写方式，又突出了原作完成和未完成的两个部分，同时也纠正了其他一些版本的错误，原原本本地再现了作者手稿的风貌。
18、卡夫卡的小说有明显的寓言特色，他不造境，不细描，所以无废笔，不累赘。
19、米沃什：流亡是一切不幸中最不幸的事|人物词典
20、据学者亚诺赫的记录，他曾和卡夫卡一起参观一个法国国家画展，当亚诺赫说到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扭曲者时，卡夫卡说：“我不这么认为。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这一评语也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卡夫卡自己的文学艺术特征和价值。
21、与卡夫卡雕像不期而遇。于是，我的相机里有了布拉格之行的第一张留影。
22、卡夫卡的小说还有很多特色，在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中，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爱伦·坡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形式完整、思想到位的角度看，还是卡夫卡做的最好。
23、通过这些配置进入《审判》，在德勒兹和迦塔利看来：《审判》中一切都是假的，连法律也违背康德的法则，把撒谎拔高到普遍规则的地位。凡是人们认为有法律的地方，只有欲望，仅此而已，法庭是欲望而不是法律，正义之所以无法用表象加以描述，因为它就是欲望。K曾把法庭比作一场政治集会，两个阵营在欲望与法律之间发生的事并不重要，政治的大事发生在别处的甬道里，人们讨论欲望与权力的真正问题。因此，K坚决摒弃法律的超验性，在他与欲望之间不需要他人的介入，所以放弃了律师代理，要追随自己的欲望，无尽无休地写作。《审判》把超验性的所有依据拆解为部件，在欲望中，没有东西可供审判，法官本身充满欲望，法庭只是欲望的一个内在的进程，一个用比邻性组成的连续体(邻接是连续的局部构造)，展现出内在性的“无限延宕”，是拆卸机器和形成配置的整体，如K在《城堡》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欲望：在于建立或保持与城堡的“联系”。
24、除了穆勒，卡夫卡还迷恋过咀嚼大法。当时，一个冒牌营养学家弗莱彻提出一种万能养生法——每吃一口东西就咀嚼数百次，直到把食物“蹂躏”成液体才可以咽下，这样能获得更多的营养成分。卡夫卡是弗莱彻大师的粉丝。
25、就我而言，寻访的意外收获其实不在老城区广场周边，而是与广场有段距离的Skorepka街。这条街的拐角处，有一座 MaxBrod公寓大楼——一九一二年，卡夫卡正是在这座公寓顶楼的一间寓所里，与费丽丝一见钟情。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两度订婚，均又取消，对婚姻的无名恐惧，始终困绕卡夫卡，直至病逝。
26、小说是否可以没有典型人物呢？在卡夫卡之前，恐怕人们连想都不敢这么想，毕竟小说是写人的，离开人这个核心，小说就没法运转了。
27、一阵风就能把卡夫卡吹走，但是瘦弱的身体并不能阻止他在工地跑来跑去，帮助工人领到工伤保险金。
28、如今，再看照片，发现雨水已淋湿墓碑上端，正向卡夫卡的名字蔓延。
29、写实主义是追求社会影响的，力度产生作用，而卡夫卡的小说则持情感零度，不露声色，不作褒贬。
30、叶廷芳在《卡夫卡——荒诞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指出，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细节真实”是因为作者始终用极其冷静的笔调，描写了主人公变形后的心理状态，描写了人的心理活动。而“荒诞”则是由于整个故事的框架，是人变成虫这一神奇事件，它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是不真实的，而作者正是借助于这种假定性的手段，达到了作品的象征与譬喻的意义。
31、神经质的犹太人、宗教的犹太人、神秘的犹太人、憎恨自我的犹太人、隐密的基督教人、诺斯替派、弗洛伊德主义反宗教品牌的信使、马克思主义者、典型的存在主义者、极权主义或大屠杀的先知、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声音……评论家送给卡夫卡那么多称号，但最适合卡夫卡的还是他最爱的那首古诗：
32、一天早晨，某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非常着急，因为如果不能按时上班的话，就会被公司解雇。这时公司派秘书主任前来催促他上班，格里高尔挣扎着打开了房门，一看见他的样子，主任吓得连忙逃走了，母亲吓得当即晕倒在地，父亲则厌恶地发出嘘声，恶狠狠地把他赶回了房间。
33、需要什么家具？当然是一扇屏风或者一个垫子，好练“穆勒”。那样就可以敞着窗户赤身练穆勒，而且对面的人也无法趁机跟着一起做了。
34、各式各样的体恤衫上；大大小小的搪瓷杯上；商店琳琅满目的招贴……精明的布拉格人，巧妙地将卡夫卡纳入到通畅的商业轨道，满足不同游客的好奇与需要。这一点，当我参观完卡夫卡出生地纪念馆之后印象尤为深刻。
35、80年代以来，报刊杂志上相当频繁地出现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少的作家也发表文章，谈论他们对卡夫卡作品的感受和所受到的影响。宗璞曾这样说过，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令她大吃一惊的另一个世界，使她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她得到了“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原则性的影响”。余华在《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中也说道，卡夫卡的小说使他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使他得以从原先的写作法则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作家没有必要依据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而更有甚者如蒋子丹想试写“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在《荒诞两种》一文中，作者认为它们应该“所有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包裹着某一种险恶的真实”。
36、我们从小学起就学习鲁迅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37、卡夫卡已是布拉格的骄傲，在世俗化之后走进人们视野，为曾经排斥他的这座城市聪明地接纳。
38、内容简介：《卡夫卡小说全集1—3》选自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的校勘本《卡夫卡全集》，包括作者创作的(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个负有盛名的校勘本，是因为它忠实地根据卡夫卡的手稿，既保留了原作无规则的标点符号和异乎寻常的书写方式，又突出了原作完成和未完成的两个部分，同时也纠正了其他一些版本的错误。
39、卡夫卡的小说没有什么阅读障碍，他的风格是平静、清晰、简单。但在表面的伪装之下，普通的意象，平淡无奇的故事之下，是现代人惴惴不安的现实。
40、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荣誉是给平庸之辈的酬劳
41、《地洞》只有一个入口；小说中的动物顶多只想到了增加一个入口的可能性，一个只起监视作用的入口。不过，这全是陷阱，既是那一只动物设下的陷阱，也是卡夫卡本人设下的陷阱；整个地洞的描写全是为了哄过敌人。所以，从随便哪一头进入都行，因为没有一个入口比别的入口更重要，更优越，即使它几乎是一条死胡同，一条窄沟，一根虹管，等等。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是我们进入的哪一头跟哪些端点相连，必须经过哪些交叉路口和走廊才能连通各个端点，这块根茎是怎样的一幅图样，假如我们从另一头进入，根茎会随即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设立多个入口，其用意只是为了把敌人挡在外面，也就是说，阻挡能指，防止对一部其实仅供实验的著作作出解读的尝试。
42、按照隐形抑郁人口的定义“喜欢社交，喜欢放肆大笑，与人为善，不争不抢，‘一切都很好’的背后是无数个夜晚的垂头丧气、挠墙焦虑与默默哭泣”，卡夫卡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43、评价 我所读到的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没有一行不是以最独特的方式袭击我，或使我惊讶的。 ——(奥地利)莱纳·马利亚·里尔克
44、“我在妓院门口走过就像在一个心爱的女子的家门口走过。”(1910年卡夫卡日记的句子，被布洛德所删)
45、许多年后，有机会伫立在卡夫卡与费丽丝初次见面的大楼前，布拉格的寻访，仿佛一下子有了亲近的感觉。
46、随着时间的流逝，家人对他日渐厌恶。后来父母为了增加收入，将空出的几间房出租。一天晚上，妹妹在客厅里拉小提琴，优美的琴声吸引了格里高尔，他不由得想起从前的愿望——通过努力地工作，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格里高尔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客厅，他的出现吓坏了房客们，后者借机嚷着要退租。这时，妹妹终于表示无法再忍受这种情况，要求父母设法将眼前的怪物——格里高尔弄走。于是，格里高尔终于清楚了自己的处境和家人对他的态度，一时间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当天夜里，格里高尔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在空虚而安谧的沉思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47、超验的法律与各个单元无限地保持距离，同时又靠得很近，以向每一个单元派遣信使，在偏离时又靠近另一单元。如《万里长城建造时》的圣谕：皇帝离我们很近，向我们发威，但仍是一位遥不可及者，因为信使永远不会到来。卡夫卡言：“相邻的村庄同时也是遥远得一辈子也难以到达的村。”纵观卡夫卡的作品，单元的性质和功能越来越简洁精炼，片段逐渐失去界限，让位于移动中的厚墙，加速了系列式的单元的移动，而地貌学意义上，《审判》达到顶峰，系列因此变得密集化，使得旅行显现为一种强度，地图成为了强度的轨迹，移动的障碍成为“阈限”(强度单元)。强度在一个阈值到另一个阈值起伏，低垂的头重新抬起，强化了语言让内容在新地图上行进。
48、在《审判》、《流放地》、《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人知道法律是什么，只是一封判决书，人物经受着无法律对象的判罚，法律与负罪感，与不可知，与判决或话语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卡夫卡或许始于法律支配着善的纯粹形式的颠倒之中，直到K发现“要想成功，必须从一开始就打消可能有罪的念头。《审判》中，“一切都在隔壁房间进行。”，法律永远在隔壁办公室而没有内向性可言，于是K变得大胆，不觉得自己有罪。卡夫卡意在从社会的表象里提取表述行为的配置和机能性配置，写作就是统一了这样的功能，把一切写进配置，拆散配置。德勒兹和迦塔利将配置分为：其机能性标记。如狗音乐家作为音乐配置的部件，利用对客体的标记，重新组装成一部机器；其(超验)抽象的机器。没有具体的标记，如《流放地》不断教人服从的法律，如奥德拉德克的线轴，如布鲁姆费尔德那两个通人性的小球；短篇小说阻断了以上两者更多的可能性，当延展为长篇小说时，配置标记的对象已不是动物，而是在此引出的各种人物形象或碎片，不再是物化的分离的，而是散布在社会政治的具体配置内部，不再是拼接与组装机器，而是拆卸机器和表象，且只有在拆卸活动中，写作机器才能运转，这是其机器的配置。
49、去啃他的 说都头皮发麻 ，卡夫卡的小说应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和象征性的手法
50、胡志明在《父亲：剥去了圣衣的上帝》一文中认为，格里高尔的变形反映了卡夫卡的“父亲情结”，“格里高尔因父亲破产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当他想以变形的方式从儿子所必须承担的重任中解脱出来时，结果就遭到了父亲的严惩”。所以，格里高尔在被父亲的苹果砸伤后，“很快地领悟了父亲的‘如果他能懂得我们的意思’的言外之意，……坚定了‘消灭自己的决心’”。作品中父亲成了儿子的审判者，如同上帝是众生的主宰，卡夫卡在小说中赋予了一个平常的父亲以全能和全知的上帝的表征，“父亲/上帝”是卡夫卡郁结终生的“父亲情结”和“原罪感”。而这种情结的产生与犹太民族的宗教观念和卡夫卡个人的家庭生活有关，并凝结着卡夫卡对西方这个充满悖谬性的世界的深切的体会。
51、1924年，卡夫卡辞世，世界大战，纳粹德国的恐怖，军国主义的盛行，人类的道德沦丧，延伸到现在，人在工厂里像螺丝一样的运转，金钱至上的风气中，精神家园的丧失，物质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尺，人也异化成了物质的一部分。
52、怪不得卡夫卡那么瘦，1米82的个子，最胖的时候也就110斤。
53、第二天早晨，家人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觉得从此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决定这一天暂不工作，去郊外旅游，以纪念新生活的开始。
54、格里高尔养活家人的时候，家庭其乐融融，一旦丧失了劳动力，他面临着无情的抛弃。
55、布拉格城区不大，完全可以以步行方式畅游。拿着地图，走进一条老街，再走进一条老街——几百年旧貌依旧的城市，想找一条新街也难。不变的街道，不变的广场，不变的建筑，为我们参照地图寻找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去世之前生活过的地点，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场景。
56、与他们同在的还有卡夫卡的三个妹妹。卡夫卡墓碑下方，另有一块薄薄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三个妹妹的名字。她们分别出生于一八八一八九〇、一八九去世的时间却模糊地统一写为“一九四二——一九四三”——显然，她们没有逃脱犹太人遭遇的种族灭绝之灾，在这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遗骨难寻。如今，只有她们的名字被镌在石碑上，让每一个拜谒卡夫卡的人，为她们的悲剧命运而难过。
57、欲望在上述的两种状态时的两种法律状态：一是妄想狂式的超验的法律，不断搅动一个有限的片段，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对象，在此处或彼处凝结；另一种是内在的精神分裂式法律，充当一个法庭一部反法律，一种拆散妄想狂式的法律配置的手法。然而在这两种共存的状态早已混入了各式各样的片段，如法西斯或小官僚，和欲望最深处的“邪恶”与“无辜”，它们的运动彼此纠缠交错，其中一种邪恶的巨大配置截获了欲望(权力)，把权力的线性变成落差。另一种则让欲望穿行在所有配置中，与片段擦肩不被逮住，使得与出口合为一体的脱离领土的力量更加无辜。如《流放地》里的军官，先是操作员，后是牺牲品，又如《城堡》欲望没有预设标准的K，城堡的片断并未影响他外在于城堡的位置，使他永远沿着一条紧邻城堡的路线疾行。连K的替身巴纳巴斯与大学生也总是疾行，两种欲望(法律)之间的共存状态，一场不意味任何犹豫的内在性试验，一条活跃且延续不断的没有影子的路线。于是，“照片”的表达形式在被中和，拆卸配置中抓住了欲望，对应的内容形式“屈从的低垂的头”既是受审者的姿势，也是审判者的姿势，而“照片”等的繁殖能力发生着变形的力量，引导出内容方面相似的解放，低垂的头的姿态与抬起的头协调，又一次进入内在性的无限延宕。
58、卡夫卡对布拉格的感情是复杂的，许多故事的发生地并没有写明是哪座城市，但分明又像是布拉格。他笔下的布拉格是座忧郁而压抑的城市，或者说，并不是布拉格，而是城市和社会生活本身让他感到压抑。卡夫卡曾写道：“这里原是我的中学，它后面那栋楼是大学，再往左走一些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的整个人生都局限在了这个角落里。”卡夫卡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中开始了写作。
59、1914年7月31日，离一次世界大战开战还有两天，这一天，卡夫卡说，“要不顾一切地写东西，这是我维持自己生存的斗争。”一战全面开战当天，卡夫卡写下的日记是，“8月2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
60、从《地洞》的入口进入到《城堡》的旅馆，会发现“低垂着头”的守门人“肖像”，它们是《变形记》里穿裘皮的夫人，《判决》里的父亲，《审判》里的画室和画像，包括作品集里其它随处可见的部分。德勒兹和迦塔利在此解释成一种二元关系，两个等式(对偶)，通过“肖像—照片”与“音乐声”的表达形式，传达“低垂的头”与“抬起的头”的内容形式。结构上的对偶性成为卡夫卡文学空间里的一部分，引诱着读者对文本进行一种悖谬式的探索，即沿着文本的架构触及的是出口的不可能性。
61、如果说夜猫子卡夫卡还不足以成为现在年轻人的一员，那么下面这一点能嗖的一下拉近他和现在年轻人的距离。
62、他们两个人的作品都像镜子一样，关照着社会，对社会的某些现象进行深刻的批判
63、乘坐A线地铁至Zelivskeho站，走出地铁口，对面即是犹太人墓地。我猜想，大概在城里的旧墓地被废弃后，犹太人在这里修建了另一个墓地，那么，距今也有二百多年历史了。显然，管理人员知道，来到这里的游客，大多是为卡夫卡而来。他们周到地在入口处竖一指示牌，标明卡夫卡墓碑的位置——“33”——就在围墙前的第一排。
64、卡夫卡生前在德语文坛鲜为人知，死后却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卡夫卡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场噩梦，他在其中苦苦挣扎，并借助文字将其宣泄出来。《城堡》是卡夫卡对自身困境的探索，象征着不可摸捉的现实。进入二十世纪，卡夫卡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各种迷茫，他的小说沉重、阴郁，表达着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在非理性的外壳下讲述着现实世界的困惑。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思·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将他的作品整理出版成书。布罗德将《城堡》与卡夫卡另外两部未竟遗作《失踪者》《审判》合称为“孤独三部曲”。
65、然而实际上，在工伤事务保险局一路升职到保险局主任秘书的卡夫卡在工作中非常能干，兢兢业业，深受同事爱戴，并没有小说中人物与社会的那种格格不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更是卡夫卡的伟大之处，他可能写出了每一个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但内心痛苦的普通人，他们内心有着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却没有勇气冲出日常生活。捷信企业社会责任经理维他·葩普赛克先生看来，读者眼中的卡夫卡似乎是位悲观的作家，但卡夫卡实际拥有了多重的幽默。卡夫卡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工作耽误了写作的时间，仅此而已。
66、卡夫卡的性格也并不孤僻，他朋友不少，而且在朋友面前，他也能谈笑风生，敞开心扉。其中有一位密友是非常特殊的，他不但是卡夫卡从大学就在一起的知心朋友，两人还时常结伴出行，交流文学观点，互相朗读分享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违背”了卡夫卡的遗嘱，将卡夫卡希望烧毁的手稿付梓出版，卡夫卡的许多名作都在其中。这位好友便是《卡夫卡传》的作者马克斯·布罗德。如果没有他，读者不会看到这些经典之作，恐怕卡夫卡本人也无法位列文学大师之席。布罗德在1966年出版的作品《布拉格的圈子》中讲到了包括卡夫卡和自己在内的，由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等组成了艺术圈。
67、老陀的东西最大特点在准确、完整，在写实主义的美学视野中，已入完美的境界，后来者只能最大化地接近老陀，只能靠地方色彩、个人特色来求不同，则小说之路顿显狭窄。
68、凝望墓碑，只有叹息。不敢设想，卡夫卡如果活到了二战爆发。爱因斯坦逃离了德国，茨威格逃离了奥地利，孤独的卡夫卡有可能逃离布拉格吗？他能摆脱与妹妹们一样的、与那些艺术家一样的结局吗？命运的幸或不幸，真的难以界定。
69、然而，卡夫卡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和父亲住在一起。在朋友面前时不时就皮一下的卡夫卡，回到家里就成了个“隐形人”。他也曾努力与父母亲近。父母喜欢打扑克，他坐在他们身旁，当记分员。但或许是因为童年留下的阴影太重，类似的努力没有给他任何回报。
70、这首《寒夜》出自清代大才子袁枚。卡夫卡是袁枚的粉丝，曾经两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袁枚的诗。
71、“形式不是内容的表达，而是激发内容的东西。——古斯塔夫《卡夫卡曾对我说》”卡夫卡的文学(机器)，除了包括经已署名(建立)的小说，还包括对署名的瓦解，对固定形式的瓦解——违背出版意愿的书信集，他在其中吸取文学创作生理上的血液，书信的表达与内容的双重性被卡夫卡利用，用情书替代爱情(婚约)，让爱情脱离领土，书信取代了无法实现的莅临，一种收信人的写信。德勒兹和迦塔利这样形容卡夫卡式的爱情：一个男人恋上了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女人，于是写下成百上千的情书，但一直未能“亲临”，只因离不开那些装了箱的情书，两人分手即写完最后一封信的翌日，他夜晚回到乡下家中，把邮差给揍了。这样一种脱离领土的内容，让表达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地战胜障碍，宣告了写信人，话语主体，收信人三者是清白的，囿于主体(写信人与话语主体)的双重性显现为互换的双重人格，话语主体承担了卡夫卡的负罪，与其签订协议的魔鬼跌入地洞，出口完全封闭。德勒兹和迦塔利把作为话语主体的负罪感当成一种包装，而可笑的负罪感下，作者隐藏着更深刻的恐惧，担心文学机器倒戈。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总是以动物为对象，在动物变人与人变动物的过程，各自脱离此在的领土，动物之变取替了主体的双重性，囿于短篇小说自在的缺陷，卡夫卡必须要在非此则彼中作出选择，不得不收尾，无力追随出口。又或者，他正介于动物与人的状态，配置在洞穴的墙内。脱离了动物之变的长篇小说是介于短与长之间的沟通，而不受限于始于末，《流放地》蕴含着长篇小说的萌芽，在不同的版本仍有后续。德勒兹和迦塔利将整个卡夫卡机器的运转概括为三大要素：书信与跟魔鬼签订协议，短篇小说和动物之变，长篇小说的技能性配置。一以蔽之，当目光局限在某一个《文本》，是无法找到《文本》的出口，可即便统筹整个写作机器，我们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在马戏团里扮演小丑且内心深处笑眯眯的作家，其次是一位微观政治家，预言家。对卡夫卡而言，写作绝不是文学本身的事情，而是表述行为与欲望连成了一个超越权力的整体，它质疑一切决策机构。就欲望而言，如此诙谐快乐的作家还未有过；就话语而言，如此政治化与社会化的作家还未有过。从《审判》开始，一切都是笑声。从《致菲利斯的信》开始，一切都是政治。
72、1883年，卡夫卡出生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的强势是卡夫卡一生痛苦和压力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卡夫卡希望获得父亲的认可，不停压抑自己，学习法律，并成为保险业职员。另一方面，父亲对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鄙夷，使卡夫卡既痛苦又愤怒。1919年，卡夫卡写了一封近一百页的长信控诉父亲，而这封始终没有寄出的信，便是《变形记》的精神内核。
73、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很少，不为世人注意。《变形记》(1915)是他生前发表过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卡夫卡开始受到西方评论界的重视，形成“卡夫卡热”。中国大陆对于卡夫卡的介绍相对较晚。《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首次介绍卡夫卡及其作品，最早被译成中文的是《变形记》(李文俊所译)，以后这篇小说又有了张荣昌等译本。中国对这篇小说的研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并且从一般介绍逐步进入对这篇作品的多侧面的较为深入的研究。
74、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作品相互交叉，人们似乎认定了，卡夫卡就是那个为了文学而保持单身的孤独王子。但其实，卡夫卡的孤独是隐形的。
75、“我永远都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弗兰茨·卡夫卡评价卡夫卡的一生，我没见过比卡夫卡本人更深刻有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