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

1、(11)黄勤，李忍.翻译史研究的新视角：《中国与他国——通过翻译传播知识，1829-2010年》述评(J).中国翻译，2014(4)：57-(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

2、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序》中申说小说应当摆脱宗教神学束缚，以自然为范本的主张。维加《当代编剧的新艺术》一反传统时代只推崇悲剧的观念，对喜剧的价值予以高度肯定。维加还认为戏剧创作应当反映现实，并且主张以情节为中心，人物塑造要类型化。他把自己糅合各种戏剧类型特点新创的剧目称为“新型喜剧”。

3、小说-文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和社会历史的变革，大师们也就借小说-文学批评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美学观点以及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和社会发展观。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西方高速发展到达工业资本主义顶峰——帝国主义阶段的重要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现实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批评大师们则把文学-小说中对现实社会感性的揭露和批判，提高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清晰而有力地告诉人们，人类社会不能止步于黑暗之中，而是要继续发展，不断迈向更合理的境界。这让被巨大的社会现实压抑着的广大民众，重新看到了变革的希望。19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艺术批评的主角，之所以伟大且值得特别重视，最根本的原因莫不在此。

4、    中国模式激起了欧洲人的热情：对中国友好的人，崇拜中国的人，乃至崇拜成癖的人，犹如破堤之水，大量涌现。 

5、    中国是世界心脏，是亚洲核心之核心，谈论它就是谈论政治、哲学、历史、文明、组织、纪律、革命和不屈不挠的变革意志。世界现在就是这样看中国的，中国自己非常谦虚地这样看待它自己。这只能说明人们相信这一点：中国是世界心脏，文明发祥地。 

6、    但是，任何比喻都不确切。长征是独特的。它的英雄主义点燃了有八亿人口的大国的梦想，使中国走向迄今尚无人能以预窥的前程。 

7、(8)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6页。

8、                    ────〖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大师 

9、自主性原则要求译者以最大诚意还原典籍的哲学思想与文化意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鼓吹东方，不谄媚西方。翻译受到特定时期目的性的制约，我国哲学典籍译介最早源于西方传教士，他们的文化身份决定了翻译过程中基督教倾向严重。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遭遇种种困难，根本原因在于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国民众难以单一接受西方宗教信仰，为了理解和适应中国文化，传教士把学习、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当做宗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象为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实质在于发掘基督教与儒教的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以耶稣代替孔子。1687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耶稣会会士柏应理主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版)是儒学西传的奠基之作。柏应理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明这本书是为了传播福音所做，柏应理肯定利玛窦“合儒易佛”的传教策略，认为在中国文化的源头，儒耶是相通的。他认为“从大洪水时代开始，中国的先民就已经认识到真神，并且以‘上帝’即‘至上的皇帝’，或者‘天’来命名”教士们用基督教经院哲学诠释中国经典，宣称中国人信奉的上帝就是基督教中的神。不仅如此，传教士在翻译古籍经典时，时有改写，英国新教传教士麦都思和米怜等在《三字经》中加入了“上帝”“耶稣”“伊甸园”“天堂”“地狱”等《圣经故事》，至今，燕京图书馆收藏了很多基督教版本的《三字经》。(6)麦都思还将《旧约》和《新约》的段落插入《论语》译本(1840)中引出有关的道德和宗教意义。(7)

10、                  ────〖和田一夫〗日本八佰伴集团总裁 

11、(9)杨平.论中国哲学的翻译(J).外国语，2012(6)：77-

12、                      ────〖黑格尔〗德国哲学大师 

13、西方拥有的井底之蛙式的自大思想是错误的。万里长城是远比埃及的金字塔更加实用且更加宏伟的建筑。仅中国本土的人口至少就有一亿五千万，而整个欧洲人口总共也只有大约一亿人。中国早已在上古时期就制造出绢、纸、瓷器、漆器了。这个国家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当它以国王为父，像一个家庭那样已经获得安定的时候，西方人还只是处在少数人漂泊于阿登森林的阶段。

14、(15) 周宁：《永远的乌托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30页。(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

15、的确，文学一直是艺术中的大宗。文学也是艺术，但是由于它的庞大，以至于我们经常要把它单独提到——“文学艺术”这个表述，一方面是指“文学”这门“艺术”，另一方面则是指作为艺术的“文学”和“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后面这种意思，就是单独把文学和其他所有艺术放在同等或并列的地位，这无非说明文学的体量和重要程度，是其他任何一门艺术都难以挑战的。而文学和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其他艺术门类确实有所不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只要识字或者能说话，那么人人都可能接触到文学，因此它的“从业者”以及“接受者”，范围上是其他艺术门类无可比拟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它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也较其他艺术更显而易见。在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长度、广度和深度上，甚至没有任何艺术形式可与之媲美。

16、(9)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7页。

17、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中，伏尔泰始终是一位居于核心位置的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伏尔泰(Francois-MariedeVoltaire，1694—1778)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法国启蒙运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18、                   ────〖索尔兹伯里〗美国著名学者 

19、至于不是文学批评起家，比较纯粹的艺术批评，在20世纪西方也极为兴盛。其中相对重要的是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批评、阿波利奈尔的立体主义批评、赫伯特·里德的现代艺术批评、格林伯格以及罗森伯格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希尔顿·克莱默的现代主义批评，阿瑟·丹托的后现代理论，等等。能越出单个艺术门类造成比较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弗莱、里德以及丹托，更多的艺术批评家的影响则只局限于某艺术门类的圈子里。

20、    中国人不仅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而且把自己视为一种文明。因此他们与苏联人不同，并不受那种一触即发的自卑感的驱使才向西方靠拢。这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在技术方面的落后，仅仅看作５０００年文明史中的暂时现象。他们可以从容地吸收外国的技术，既不担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又不故作姿态掩饰自己一时的短处。 

21、中国不是伏尔泰随意掷出的骰子，不是他的赌注，而是他的信念，他相信了自己没有亲眼看见的东西。但是，眼睛看不见的，灵魂可以看见。

22、   当然，我们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伏尔泰的描述离开了中国的事实，我们把观念是否符合对象这样一个传统哲学争论的问题悬搁起来。我们关注的是，当伏尔泰自以为他描述民族事实时，他却按照自己的意愿构造了一个中国乌托邦。因为在他那里，真正活生生的不是中国的躯体，而是他的“中国魂”。伏尔泰在不同的著作中提取的中国印象大同小异，互相多有借用，好像重复多次就会让人相信一样。但是重复从来不是单纯回到它的摹本，而是不断地变形和扭曲。它构造了一座空中楼阁。伏尔泰宣布中国政体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它的基础是美德。这个空中楼阁似的政府是如此美妙，以至它用美德置换了罪恶，以至它的法律除了奖励美德之外，似乎无事可做了。中国古老的人性善传统感动了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博爱的力量竟然征服了征服者)，这个社会不需要科学的进步，只要有“完善的道德”，

23、我国哲学典籍门类繁多，流派纷呈，翻译的难度尤其大，仅靠译者个人之力难以实现哲学走出去，赞助机构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哲学典籍译介多是西方主导的翻译出版活动。早期欧洲传教士翻译儒家经典多受国王或者传教机构的指派，美国传教士最早翻译的哲学著作《孝经》全译本就是应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的要求。一战以后，美国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和各类学会的成立推动了汉学发展，他们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使得美国的汉学研究迅速超越其他国家，极大促进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赞助机构在哲学典籍输出中才逐渐发挥作用。

24、他被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所深深吸引，与金尼阁神父、杜哈德神父等人一样，对孔子极尽赞美之词，认为“他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

25、最后，和19世纪的批评大师一样，20世纪的批评家们也在文学和其他艺术之间穿梭，决定着艺术批评的整体氛围。像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的分析，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梵高《农民鞋》的评论，本雅明对摄影、电影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探讨等等，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其他门类的艺术批评，往往也从文学批评这里借用批评方法。譬如结构主义，先是文学批评家们从语言学家那里获得灵感和语汇，创立起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然后这种方法被移植到美术领域，挪用于电影，就有了结构主义美术批评、结构主义电影批评。

26、    ２１世纪中期中国将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 

27、            ────中国、宋太庆著《中国时代》第７８页 

28、国内涉及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出版史的相关著作主要有方汉文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以及马祖毅、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20世纪中国翻译史》对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史的研究侧重于阐述“四书”“五经”在西方译介出版的历史。《汉籍外译史》部分涉及中国哲学典籍外译历史的研究。目前，国内对典籍译介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某一本哲学典籍，如《论语》《老子》的翻译史学研究；或者对具体翻译家或者汉学家的译介活动或者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如对韦利、白之、葛瑞汉、陈荣捷的翻译思想或者文化身份的历史研究。

29、伟大的艺术，孕育伟大的批评。既然小说的风头盖过了所有其他艺术，小说批评也升级为艺术批评的最核心阵地，小说批评-文学批评主导了西方19世纪的艺术批评。在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中，直接列入目录有名有姓的19世纪批评家从弗·施莱格尔到斯特凡·马拉梅，达七十余位；目录中“次要批评家”或“1850年以前的法国批评”“英国批评”“美国批评”“俄国批评”之类的每个标题下还掩盖着或大或小的批评群体，可见西方19世纪文学-小说批评之盛。

30、重农主义学派提倡的“自然法”并不只是自然的法则，同时也是预知一切的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为实现人类最大的幸福这一终极目标而建立的法则，所以它还是以道德为根本的人类的行为规范。魁奈这样讲，完全可以说他已经受到了西方几乎不存在的、把自然法则与道德规范同等对待的中国思想的影响。

31、         ────郝侠君等主编《中西５００年比较》第８５０页 

32、  伏尔泰欣赏中国古代社会体制，认为父慈子孝再自然不过了，为了不发生混乱,必须有父亲的尊严。我们知道伏尔泰是主张开明君主制的。父亲的称谓并不简单表示对君主的赞誉，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依赖感，灵魂的寄托，人世间的宗教。它迟早要离开人间归入天国。中国皇帝自命为天子：上帝的儿子，北京有天坛和地坛，是皇帝举行敬天地之礼仪的圣地。这里存在的不是三位一体，而是天地人神四位一体(奇怪的是海德格尔晚年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敬的是人？自然？还是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知道伏尔泰更倾向于这个四位一体:人、自然(天和地)和神的一种交融状态。这状态的核心是父亲的形象，它可变按照不同的情况改变自己的形象：时而为人，时而为神。除此之外，再不需要任何基督教的上帝，因为上帝可归入另一个幽灵，它宣扬不名誉的三位一体和创世纪，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没有这个幽灵，并以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这印证了中国与伏尔泰的特殊关系。

33、伏尔泰还赞扬了中国历史修订的严谨：“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3)伏尔泰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之所以是最确实可靠的，是因为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中国人始终以月食、日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而其他民族虚构寓言神话，而中国人则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是其他地方尚无先例的。他认为，中国历史在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惟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食的记载。

34、                        ────〖宋太庆〗中国 

35、                       ────〖莫里斯·罗宾〗法国学者 

36、    中国，那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别弄醒它！因为它一醒来就会震动世界。 

37、有一些说法认为中国是专制政治、其政治与道德是有问题的。但那些看法都是误解，是一种夸大其词的偏见。

38、伏尔泰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具有较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并且对于远方的中国抱有很大的热情。伏尔泰早年曾在耶稣会办的学校中受教育，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中国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以后，伏尔泰也一直关注来自中国的文化信息，研读有关中国的著作，与许多耶稣会士保持着接触和联系。他曾阅读过金尼阁、基歇尔和李明的著作，特别是阅读过杜赫德的4卷本《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也是伏尔泰很熟悉的著作。此外，他还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翻译的中国儒家典籍。在他的私人藏书中，几乎包括了他那个时代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儒学的书籍，其中包括所有耶稣会士的作品和他们翻译、介绍的作品。

39、    如果说北京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步是一种迹象的话，那么，中国到２１世纪定会作为一个世界极技术大国之一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可能会使中国在亚洲的竞争者，甚至使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公司产生一阵前所未有的头痛。 

40、在伏尔泰对中国的“发现”中，他最为注重的是儒家礼治秩序，是中国人的道德和法律。伏尔泰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伏尔泰曾认真研读过各种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论著的译本，对孔子称赞备至。他说：“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他还在一封信中称“孔子为天地之灵气所钟，他分别真理与迷信，再站在真理一边；他不媚帝王，不好淫色，实为天下惟一的师表。”他对孔子极为推崇和赞颂，指出：“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

41、               ────《海外星云》１９８８年第五期第２页 

42、当然，19世纪艺术批评以文学(小说)批评为主潮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他门类的艺术批评完全消失。19世纪的批评大师们尽管很大的兴趣集中在文学领域，但同时他们也对其他艺术发表意见。例如，对于绘画，左拉、波德莱尔对马奈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官方批评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哲学家对悲剧的的批评，既具有哲学高度又不乏历史深度，至今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另外，黑格尔《美学》中把古往今来所有的艺术划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其中象征型艺术主要指建筑，古典型艺术主要指(古希腊)雕刻，浪漫型艺术则包括绘画、音乐和诗歌，这就几乎把所有艺术门类都涉猎到了。就是说，19世纪的文学批评大师们，同时也是其他艺术批评的大师。

43、伏尔泰主张不能以西方自己的历史来度量、纠正东方民族的历史。他说：“中国的读书人，除了崇拜信仰，他们尊崇正义公道。他们无法了解上帝授予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一系列律法，以及长期以来西欧和北欧民族闻所未闻的弥赛亚的完善的法典。”(7)但中国人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

44、由于文学-小说的发达，由于大师批评的兴起，19世纪艺术批评在西方变得地位显赫、作用巨大，可以说很大程度是由19世纪文学批评——小说批评带来的。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引论”开篇就表示同意“十九世纪后期看来理所当然是批评的黄金时代”，不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批评同样成为一项首要关注的中心活动，一个受人青睐的品类。批评家也一变而为公众和民族心目中的大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哲学家们往往都有一个关于人类世界的系统化思想体系，文学以及各门艺术作为人类实践领域，本身即包含在他们思想体系的观照视野之中，讨论文学和艺术，本也是他们思想言说的应有之义。当然，也可以把艺术批评看作是他们思想理论向艺术领域的延伸和拓展，或者说，通过艺术批评，他们的思想体系才达至全面和完整。

45、             ────中国、宋太庆著《中国时代》第２８６页 

46、《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主要著作。伏尔泰的人类文明史研究首先是从中国开始的，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给予了详细的介绍。他在该书的第一篇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时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从天而降的神话中保存下来又以讹传讹的有关地球的变迁、大洪水、大水灾等等故事，这个古老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1)他明确地将中国的历史起源确定为基督纪元前2602年。他第一次把整个人类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中，从而大破了以欧洲历史代替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而且也开创了人类文明史或者说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先河。他认为，东方的民族早在西方民族形成之前就有了自己的历史，西方人没有理由不重视东方。他说：“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2) 他把中国置于《风俗论》的第一章，借以表达世界历史始于中国的观念。

47、(4)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211页。

48、(来源：《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

49、在《信札》第三封信中，伏尔泰把中国皇帝与孔子相提并论，一个是布道者，一个是只关心其人民幸福的国王，伏尔泰再次表达了强烈的情感：“我钦佩他们两人……我简直对他们着了迷”。第五封信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伏尔泰印象中的中国政府。伏尔泰称中国政府由各级“法院”(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衙门)组成，以示公正，死邢要由“最高法院”(由皇帝亲自主持)三次核准才可实行：多么尊敬人的生命(人权)！多么公正的法律！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伏尔泰的中国印象：“这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人道的民族。”中国人在这样幸福的大家庭中已经生活了四千年！这不是共和国，因为自然大家庭必须有个父亲，“这些法律是建立在父权之上的,即建立在最神圣的自然法之上的。”公正不但化身为机构(中国法院或政府)，而且化身为一个人(父亲或皇帝)。这个古老的东方乐园中尊崇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道德，中国自然风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使历史上曾两次征服中国的鞑靼人只能尊从中国人的法律。啊，伟大的长城，它没能防守住帝国，但永远不倒！所有这些都是摹仿者，它们摹仿孔夫子，孔夫子摹仿最古老的公正！

50、伏尔泰还推算了中国的人口。他根据中国最后一次人口统计的能打仗的男子有6000多万人，推算出中国人口似乎不会少于5亿。他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推算。他说，在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册封皇后时，依照传统，要由皇后赐赈给全国70岁以上的穷苦妇女，结果当时仅广州一省受赐的70岁妇女就有98220人，80岁以上的有40893人，近100对的3453人。伏尔泰感叹道：“在这些已不算有用的女人当中，仅一个省便有2万人受到赏赐，那么全国人口应有多少！”(4)

51、伏尔泰的这种中国观虽然给人一种褒扬到极致，完全是中国一边倒的感觉，但大体上是正确的。卢梭、狄德罗、达兰贝尔等百科全书派大家也都或多或少地高度评价了中国思想。

52、    当中国文明已是昌盛繁荣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

53、    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他们文化的优越性，他们本身是用两只眼睛来理解所有事物的，欧洲人却只是单眼为主，他们除自己之外，根本看不见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民族。 

54、 “中国宗教”具有自然神论的性质，自然神论是一种潜在的复杂的唯物主义。伏尔泰描述了中国古老的自然神论传统。《论风俗》第一章在对中国历史,国家人口等基本状况概述之后，第二章讨论中国的宗教。伏尔泰认为孔子创立了这种宗教。儒学被伏尔泰视为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一向有争论。这是怎样的宗教呢？伏尔泰认为孔子不做预言家，他从不自称自己受过神灵启示，所以儒学与超验的世界是隔离的，儒学专注世俗的事务。其实，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或者说我们应该在“宗教”一词上打个双引号，它就是中国古人的道德和哲学。伏尔泰也认为，中国古老宗教的内容主要是道德，而这种古老道德是纯洁的，人道的。换句话说，中国是与基督教不同的关于人的宗教，它具体告诉人们在生活中如何行事才是符合道德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所包含的的宽恕精神并不需要超验的神谕。

55、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曾写了一篇《中国教理问答》，多次谈到中国伦理，他认为，“慎以修身”，“和以养体”，这是中国伦理的重要原则，这种原则要求的真正的品德是那些有益于社会的，像忠诚老师、宽宏大量、乐善好施、仁恕之道等等。他认为中国可以作为欧洲的榜样，孔子可以作为欧洲的思想导师。在伏尔泰眼中，中国民族的道德风尚是高于西方人的道德的，像热情好客、谦虚这些美德都很值得赞扬。

56、主体，哲学上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是客体存在意义的决定者。主体自信归根结底就是人的自信。“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不仅为我国哲学社科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出版指明了方向。当代哲学典籍译介存在两大问题：一为译介版本纷杂，译文质量参差；二是海外受众有限，传播影响力不足。纵观世界各国文化典籍的出版市场占有率，中国的典籍译著比例只占百分之四中国哲学走出去需要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逐步建立哲学译介出版的主体自信，并努力探索符合中华哲学特点的主体自信实现路径。

57、在這五個“最”裡，除“人口最多”無可辯駁外，“最廣闊”？俄羅斯人顯然不會同意，“最古老”、“最美麗”怕要有“之一”這樣的限制詞才說得過去，而“管理得最好”則不知道伏翁是與哪些國家比較得出的結論？老先生這段評價似有信口開河之嫌，可伏翁不是滿嘴跑火車的人哪？看看《論榮譽》全文，似乎可以看出點苗頭。

58、    “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 

59、再次，批评与理论交叉，艺术批评(实践)与艺术理论交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方法。每一种批评方法，后面都站立着一种批评理论；每一种批评理论，都试图对文学和艺术本身，对其整个历史作出解释。它们都努力自我调适，以期能运用于所有的艺术文本，但绝大多数都失败了。各种批评方法，产生之初都有一种谁与争锋的姿态，也曾独领风骚(长则几十年，短则十年左右)，但转瞬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

60、(3)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4页。

61、              ────美国《新闻周刊》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２日 

62、    在古代缺乏近代技术手段和逻辑系统的条件下，中国竟将人类几乎所有的发明发现都令人惊奇地全都做出来了。 

63、                         ────〖伏尔泰〗法国学者 

64、   凡此种种，显示已经过启蒙的中国在道德上比蒙昧的的西方高了一个层次。这是伏尔泰的信念。他反复提到，在中国道德对法律有引导作用，法律不说“不要做什么”，而说“应该或提倡做什么”，文明礼貌修养风度都包含在内了。法律即行善，在由这样天真的人组成的社会中生活不是最幸福的吗？

65、    一位在东南亚殖民政府供职的英国人认为，“华人构成我们居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华人是很优秀的种族，如果没有他们那种蓬勃焕发的表现，东方国家就显得太可怜了。” 

66、《夜鶯》是他最著名的童話之靈感雖來自作者愛慕的瑞典歌劇皇后琳德(JennyLind)，但是安徒生卻把故事背景設在遙遠的中國。在他的想像中，皇宮御花園有一隻夜鶯，牠的歌聲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可是，在中國皇帝從外國旅遊者的書中知道這件事之前，他從來沒有聽說過自己的皇宮內有這樣一隻夜鶯。朝臣奉命詢問宮廷上下，發現唯一聽過夜鶯唱歌的，是一個不起眼的廚娘。朝臣在廚娘的引領下去尋找夜鶯，起初，他們把乳牛的叫聲當成夜鶯的歌唱，接著又把青蛙的呱噪當作美妙的音韻。最終他們找到了夜鶯，把牠帶回宮中。夜鶯動人的歌喉使皇帝流下了眼淚——這也許是東方一位具雙重人格的開明君主人性中的仁愛之光。從此，夜鶯有了精巧的鳥籠，有了拴爪子的絲帶，有了很多人的精心伺候……

67、伏尔泰把中国皇帝与孔子相提并论，一个是只关心人民幸福的国王，一个是布道者。“我钦佩他们两人，我简直对他们着迷了。”他还说，孔子“根本不做先知；他从不说他有什么灵感；他也绝不宣扬一种新宗教；他更不借助于什么威望，他根本不奉承他那时代的当朝皇帝，甚至都不谈论他。总之，他是举世唯一的一位不让妇女追随他的教师。”他还指出：“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是宣扬什么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他说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书中，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辞，可笑的譬喻。”伏尔泰在这里说的孔子的书，应该是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其中所说的3部书，分别是《大学》《中庸》和《论语》。

68、    法国《问题》周刊载文认为，如果中国改革成功，在竞争力上，它对我们来说，等于１０个日本、２５个南朝鲜和５５个台湾。 

69、    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杰出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 

70、    亚洲经济好比一行飞行的大雁，日本率先，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紧随其后，东盟诸国也跟了上来。而支撑这队大雁，使其飞得更高的上升气流，就是中国。 

71、在《中国孤儿》简短的前言中，伏尔泰说这部戏中没有英雄,汇集了人间苦难，但它证明了一种精神：鞑靼人的征服并没有使被征服的民族死亡。这是文明的力量(伏尔泰把《论风俗》中的“中国精神”化为文学形象)。伏尔泰不掩饰《中国孤儿》是出自宣传意向的创作。他赞美中国。他不满意欧洲的状况：因为欧洲只知道雅典，不知道中国。中国被隔离了和遗忘了。伏尔泰对中国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是世界上仅有的，真正懂得社会精神的人民。这么大的历史空缺等待伏尔泰去弥补！在伏尔泰眼里，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精神在于把这种精神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像似带有诗情画意的品味，而只有这样的幸福才可完善理性，淳化风俗，才使一个民族社会化(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话题，特别是它出自启蒙泰斗伏尔泰之口，而他是影响18世纪法国风俗的伟大人物之一。伏尔泰与卢梭一向不和，但是法国人把他们二人视为对18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在巴黎的先贤祠中供奉着他二人的雕像，并且呈伏尔泰为“精神王子”。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比喻，认为中国人像似亚洲的法国人，两个民族有心灵上的融通，相互敬仰。我们从伏尔泰对中国的颂词中已经体会到了)。我们很容易把“快乐”和《中国孤儿》中的主题“爱”联系起来。在悲剧中体现的“中国精神”，它是孔子颂扬的“天”和“礼”，伏尔泰把它们归结为“爱”或“博爱”。

72、伏尔泰明确指出，虽然中国历史的记年不同于《圣经》历史的记年，虽然中国历史在《圣经》上所说的大洪水时期以前已经存在，但中国的历史是可靠的。他说：“中国这个民族，以它真实可靠的历史，以它所经历的、根据推算相继出现过36次日食这样漫长的岁月，根源可以上溯到我们通常认为发生过普世洪水的时代以前。”(6)